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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回忆那漫长而又乏味的童年时光，以为那些属于我的稚趣和快乐统统被打上了饥饿和贫困的烙印。
五六岁的时候，我还没上学，成天和一群岁数一般大小的孩子混在一起，日子被泥土、水和阳光包裹着。春夏秋冬，一年中差不多有三季泡在村边的小溪里，直到落叶天凉，满地庄稼齐刷刷地倒在地里，我们才从水中转移到岸上，在溪边用臭腥腥的泥巴随意地涂抹和堆垒我们心中空乏的想像和童稚的心愿。
天黑以后，除了疲劳，没有什么会把我们的夜晚夺走。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机，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听大人们闲扯那些传了千年的馊味难闻的故事，听着听着就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梦乡。劳累了一天的大人绝对不会再有力气管我们，我们便三三两两的扎堆在某一家挤满一床。
冬天是最无聊的日子。单薄的衣衫，凜冽的寒风，使我们不得不在屋里猫上一冬。出去野一天很可怕，一旦挨冻感冒，打针吃药基本没有，只会被祖母用老姜和烧酒狠狠地把前胸和后背刮的通红，然后再把额头也刮红，把脖子揪紫。那种辣乎辣炮的滋味，至今都还叫我记忆犹新。
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在偏僻的乡村，有哪一个孩子不是像猫、像狗一样在泥水里滚大的呢？只有无时不在的饥饿，才最让人感到日子的漫长。我们天真而又无奈的心灵就这样被饥饿深沉而持久地抓挠着，叫人无处藏身。那时，如果不是过年或者过节，别说是吃肉，就是自己家母鸡下的蛋都被母亲积累起来拿到乡场上去卖了换点油盐钱。
旷日持久的饥饿，不能不叫人产生许多“罪恶”的念头——我们总盼家里的母鸡被黄鼠狼咬死，但不能被吃掉或者拖走。有一次，一只母鸡果然真的被黄鼠狼咬断了脖子，由于发现及时，鸡没有被吃掉，只是鸡脑壳不知道被黄鼠狼弄到哪里去了。父亲一边为母鸡被咬死而伤心，一边为鸡失去了脑壳难过，鸡脑壳和鸡爪子是父亲的专利，因为在大人们的眼里，鸡脑壳和鸡爪子这些东西小娃是啃不干净的，丢了可惜。鸡骨头也被母亲剁得粉碎，炖上一鼎罐洋芋，一家人个把星期都吃不完。
等上了小学，乏味便留在了课堂里，只是饥饿还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们。
我们村子的后面是一片柿子树。待黄叶飘落，孩子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爬上树去摘柿子的时候，就是山里的秋天。山里的秋天，是梦一般诗一般的意境。山雀啾啾，碧空朗朗。收获的欢笑声撒满四野：大清早山坡上的玉米地里便窸窸窣窣地忙碌开了；山湾湾的稻田里，一整天都响着打谷的“”声。空谷里还不时传来阵阵悠扬的山歌，盼了一年的收获终于来了，尽管有限，却总是令人振奋的。
秋天，最好玩的莫过于上山守野猪。有的带着自制的土炮，有的则拿上不装钢砂的火铳，夜晚野猪来偷吃收获在望的玉米棒子时，山上就像发生了战争一样，这边的土炮刚把大地震的山响，那边的火铳又朝天冲出一团簸箕般大小的红红的火焰。而父亲为了节约买火药的钱，就用一根大毛竹花破了制造成一种叫做“破响槁”的工具，只要听到有野猪下山钻出茅草或刺篷的唰唰声，父亲就捏根“破响槁”走出窝棚去“啪啪啪”摇的像放连环炮，野猪同样被吓得抱头鼠窜。山凹里有一处叫“风坡”的坟地，埋的都是那种死不好的人，提起看守那片庄稼地个个毛骨悚然，都怕去。于是那样的“好差事”自然年年轮到我那右派的父亲捡得。
一个暑假的晚上，父亲因为被邻村请去“叫米魂”。一年到头谁家都会浪费了不少粮食，担心得罪了粮食而欠收，所以一般在夏末秋初都会给散落远去的粮食喊魂，乞求原谅，乞求丰收，乞求颗粒归仓。父亲是十里八村少有的而且出名的摩师，哪家有个红白喜事一般都请父亲去主持。为了祭祀桌上那点肉或者祭祀所需的那只鸡那只鸭肉，我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去多了，我自然比同龄人胆大很多，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鬼。所以这个晚上去“风坡”摇“破响槁”守野猪的任务父亲也就放心地交给了我。天刚刚黑下来，烧了两个玉米棒子当晚餐吃了之后，我就躲在窝棚借着柴火的亮光看《西游记》，凉风习习，满月儿静静地缀在远处黑乎乎的山峦上，很白很亮。窝棚四周，蛐蛐儿喋喋不休地低唱着……
正看得入神，听见外面有人走动。
“哪个？”我回过神来朝着门外问道。
“是我”。
轻声回答的是公社戴帽初中王老师的女儿黄静。王老师是上海知青，调到我们村学校来不久，来的时候就带着女儿一道的。她的女儿黄静和我同班，年龄也和我差不多大。在班上，我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所以私下里我们处的也非常好。黄静走进我的窝棚轻轻坐下，神情很忧郁，我就知道我们的王老师也就是黄静的母亲又患病了，她的父亲反正我们从来没见过。
那夜，我以为她是来跟我要回她的《西游记》。“书快看完了……”我望着她。
“不”。她淡淡一笑，说：“好久没听你唱山歌了，你唱一首给我听吧”。
放下书，我走出窝棚顺手扯了一片木叶，给她吹起了《想郎歌》——
大风飘飘吹海棠，
吹到海棠有花香；
吹到郎乡郎想妹，
吹到妹乡妹想郎；
郎想妹，妹想郎，
好比鲤鱼想长江；
……
在微弱的火光下，我看见她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吐掉木叶，脑际里重现着她与我们一道在村里在学校生活的一幕一幕。她开朗、勇敢。女同学中，她比村里的女孩还胆大，第一个学会骑马并在田野上奔驰。她曾在田边为乡亲们表演婀娜多姿的舞蹈，曾在村口的大柏树下为闲聊的大妈大嫂们唱歌，曾在夜校斑驳的黑板上替她妈妈教村民们读书识字，一点也看不出少女应有的羞涩。
“谢谢。”我吹完一曲，她柔柔地说：“谢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也不知道那晚她到底怎么了，直到站起身来擦干泪水离去也没有对我说什么，腼腆的我半句也没问。
暑假结束了，从窝棚回到学校我才听同学们说，她为了照顾病重的妈妈，没办法，结婚了。丈夫是区委书记的儿子，区委书记把她母亲调到了区医院工作，也把她安排进了区工商所上班。
作为同学，我应该去还她的书，并且应该为她送上一份祝福。但那时我们家还很穷，我也不敢开口问父母要钱，于是想到了村后山上的红柿子。那年，柿子也结得出奇的好，很快就摘了两大篮。
我利用赶场天搭乘人家的马车，跑到区政府大院，找到了那扇贴着双“喜”的大门。门却紧锁着，久等不见人来，遗憾的我把柿子托咐给隔壁的一位老奶奶，就匆匆赶回了家，从此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否见着那两篮红柿子，而那本《西游记》，至今还在我的枕旁……
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听说后来他们举家调回了北方。
今年清明小长假，我回老家给父亲上坟，在母校工作的一个儿时伙伴邀我去学校做客。流连于长满三叶草的校园，不由想起了曾经在这里，我和黄静一起在树荫下为一个题目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又一起对山歌到深夜的情境……禁不住怅然若失。
过去的欢乐也好，争执也罢，都不可能再有。好比一场宴席，散得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就像不曾有过。
（作者系黔南民建会员，贵定县文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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