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的执纪检查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为赢得百姓喜爱，区别于占山为寨、据地为王的农民军好汉们，毛泽东宣布了三项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三项纪律宣布后，依然有不少问题存在，如：第一，部队宿营时，常常向老百姓借门板当床用，用完后，由专门的人将这些门板收集起来，再还给老百姓。时间短了倒还好说，时间一长，有些老百姓对自己天天要拆、装门板有点意见。第二，宿营时拿来当被褥用的禾草，有的官兵起来时因上操顾不上收拾，摊得满地都是，影响不好。第三，部队虽然用钱买东西了，但一般都做不到买卖公平，很多只是象征性地给那么一点钱。有鉴于此，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半年后，毛泽东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即新增“洗澡避女人”（后改成“不许调戏妇女”）、“大便挖厕所”（后改称“缸满院净，挖卫生茅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工农革命军成了一支与旧军队截然不同、不扰民的人民军队，官兵关系很平等，不分尊卑和贵贱，同吃一锅南瓜饭，同睡一张毛竹床。

红军要遵守哪些纪律？据《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载，有两首《红军纪律歌》，其一是这样的：“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第三没收一律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八项注意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第一早起门板要上好，免得群众心里多烦恼；第二早起都要捆禾草，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第三言论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工作最重要；第四买卖价格要公道，政治影响远近都传到；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了；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立刻要办到；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倘若把这规则破坏了，红军纪律处罚绝不饶；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另一首由王长收集于兴国的如是唱道：“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公买卖不相欺，保护小商人；行动听命令，不敢胡乱行；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个个都欢迎。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将；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银；大便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红军长征到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性宣传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当地百姓更是纷纷上山“躲匪”。诚然，哪次大军过境，不是老百姓受难遭殃？据[德]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载：“真正的受害者历来都是农民。象蝗虫群似的军队把他们的村子洗劫一空。……在中国，掌握军队和武器的人，是可以无限制地行使权力的。”一开始，百姓因身同感受而对红军的革命宣传将信将疑。有鉴于此，红军政治部门要求各部严格遵守纪律，尊重民族习俗，打土豪分浮财，为百姓做好事，逐渐赢得民心。后来，眼见为实的百姓交口称赞说：“古人讲‘大军过，篱笆破’，可是红军过，一切无损”。可见，越是在困难时刻，革命军队就越要严守纪律，用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百姓。据贺劲南的《跟随王震长征》载：“有些老百姓受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一时不了解我党政策而跑了，部队住下后，他们亲眼所见，红军和他们是一家人，慢慢地都回来了。”

长征中的红军之所以能获得沿途群众的理解、支持，是因为它为一支遵规守纪的文明之师。1934年11月19日，总政在湖南蓝山发布了长征中的第一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据赵镕1934年11月26日的《长征日记》载：“军团政治部编印了红军告僮、苗、瑶族同胞书，并颁发了通令，……要教育部队严格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1934年11月29日，总政在广西全县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内容涉及提倡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等多方面。据萧华的《艰苦岁月》载：“路过的一些苗寨，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使我们的给养遇到很大困难。但我们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切实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苗民不在家，我们照样给他们挑水、扫地，严格地保护和照看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家具。”据廉臣（陈云的化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载：“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1935年9月3日，《总政治部关于新苏区工作的指示》强调：“保护和争取群众的利益，第一是红军严明的纪律，不侵犯群众丝毫的利益……”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云贵两省惟一的的开国上将是杨至成。他于1934年5月被错误降为军委总部四局列科科长，负责军容风纪。并以这种身份，于1934年12月长征来到家乡黔东地区。

红军除了对当地百姓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外，也在自己内部开展守纪模范评比的活动，其标准有：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离开宿营地时掩埋厕所。

因长征经常处于夜行军、急行军状态，红军指战员的休息、睡眠时间少，又常在晚饭后出发，次日才到宿营地，接着又要准备下步行动，所以十分疲劳。特别是在夜行军时，掉队者不少。而掉队者脱离了集体（部队），守纪情况就可能不好。因而，此时守纪情况如何，更是一块检验红军是否为人民军队的试金石。

长征前后，检查红军指战员执行纪律的主要机构（团队）有下列几个。

一、红军宣传队

它是一支不可或缺的战斗鼓动队，了解指战员的心理活动，教文化，教唱歌，做宣传鼓动及检查纪律等工作。队中的共青团员一般有文化，能说会写，又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是红军宣传队的干将。残酷的战争环境，决定了宣传员要负责多项革命任务，其日常工作甚至要比一般战士辛苦得多。当年，有顺口溜这样流传：“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脚杆没得闲。”

二、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团

为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做好长征中的群众工作，党和红军一是加强地方工作部工作，设置地方工作干事、地方工作组等。据《罗明回忆录》载：“地方工作部所做的工作约有下列方面：一、督促和帮助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罗明在黎平整编后罗明任军委纵队政治部协理员（联络宣传员），扎西整编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二是各军团成立由政治部领导的中央地方工作团，协助所在军团的地方工作部工作。尽管党、团组织在长征中是秘密的，但共青团干部仍被分到各军团、师、团政治部（处）做民运工作，积极协助开展宣传群众、执纪检查、筹粮扩红、前线作战等，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和牺牲。如团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长征中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长，主要做民运、青年工作；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张绩之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因筹粮而于1934年12月牺牲在贵州剑河。1984年，长征时任红15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的曾宪辉（后曾任镇远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对[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民运工作三大工作：……部队转移了，检查群众纪律，向群众道谢。”

三、收容队（组）

红军历来重视收容工作，常在队尾组成收容队（或另外成立拦阻队）。1934年10月9日，由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签发的《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1934年10月29日，军委强调：“必须高度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的救护和收容拦阻队的工作。”1934年12月21日、24日，红军总政治部分别在贵州黎平、剑河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和《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中都强调要：“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

收容队由政治工作人员、保卫分局人员、卫生医护人员、供给人员、担架队员等组成。在红军长征中，在连队设立由党支部领导的收容组，团以上设立由政治处（部）领导的收容队。据《彭绍辉日记》载：“十二月五日……朱、罗经过我处时指示，要特别注意收容工作，并说连队收容组应由支部领导，团设收容队，由政治处领导，……”据钟有煌的《长征亲历记》载：“收容队是由团政治处、供给处和卫生队抽人组成的，走在全团的最后，主要负责帮助掉队落伍的人跟上部队和安置不能随队行动的伤病员。”据《杨得志回忆录》载：“按照一般行军惯例，军事主官和参谋长走在前面，政委和政治部（处）主任居中以便随时部署和开展‘飞行政治工作’，特派员带队在后负责收容落伍人员。”据曾光明的《长征路上的收容队》载：“一军团首长见此情况，在部队越过贵阳龙里公路前夕，从军团部、红一师、红二师抽调二十余名干部和三名卫生员，组成了军团收容队。”

收容队员的工作危险且艰辛：安排能行走的轻伤病员边走边治疗，行走实在有困难的重伤病员骑马或坐担架以追赶队伍，尽可能不掉队；把遗散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并作妥善处理；随时报告敌情；预防或阻止红军队伍中意志薄弱者脱逃或叛敌；要随时应付不测和准备战斗，以保证自身和收容队安全等。长征初期，出于保密需要，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合编称为军委二纵第16大队。长征前，为做好战略转移途中的政治保卫工作，国家政治保卫局将所辖的政治保卫总队改编成政治保卫团，其任务之一便是参与断后、收容、搜救；各军团设政治保卫营，负责警卫中央和军团部、锄奸、关押犯人、督战。1935年1月18日，邓发宣布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团，将原第1营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队合编为直属军委总部领导的保卫大队，原第2、3营分别编入红一、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特科营。

四、纪律检查委员会（队）

长征中的红军设有由政治部门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队），负责执纪检查。1934年11月16日，赵镕在《长征日记》中写道：“出发前，各部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检查了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送还东西、赔偿损失等情况，以便今晚宿营后进行评比。”1934年12月21日，发布于黎平的《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指出：“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更加改革与居民关系，严厉的向一切破坏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由于悲观失望情绪而生长着游击主义的危险，如不严格执行命令，不注意保存武器与资材，自由行动以至掉队落伍，忽视红军军风纪等。”1934年12月24日，李富春在今黔东南州剑河签署《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五、轻骑队

它曾是苏联共青团组织在工厂里类似“青年监督岗”活动的一个名称。《红色中华》第138期（1933年12月26日出版）的一则题为《轻骑队通讯》的消息：自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部揭露瑞金县苏维埃的浪费和贪污问题以后，由少共和工会组成一个“轻骑队”去瑞金县苏维埃进行检查。

为预防消化道疾病，保持战斗力，军委曾规定苏区红军不许吃辣椒，长征到桂北时才开禁。因药品奇缺，禁吃辣椒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疾病的发生或加重，以减少非战斗减员。据张震回忆：“那时，部队里烂脚的很多，卫生部门认为是吃辣椒造成的，便规定一律不准吃，并由共青团员组织‘轻骑队’检查。”据袁光的《风烟滚滚的岁月》载：“不准吃辣椒。据说，因为吃辣椒容易拉痢疾，所以在当时是作为一条纪律宣布的。”据覃应机的《硝烟岁月》载：“那时，部队中规定青年不能抽烟，不准吃辣椒。青年干事负责检查。不准抽烟，做工作还比较顺利，只有少数青年战士为了过烟瘾，躲到厕所去抽。禁吃辣椒就难办了。多数人不能解决，但也不敢公开吃了，吃饭时就搞‘三层楼’：底层是辣椒，中层是饭，上层是菜。”据王宗槐的《回忆录》载：“吃辣椒，吃多了刺激性太强，就易患胃肠炎和肛肠疾病（痔疮等）；所以俗话说：‘辣椒没补，两头受苦’。肚子痛、肛门亦痛，痛苦难忍，岂能不影响行军。因此，就规定了‘不吃辣椒’。”

长征中，为了加强守纪教育，有的军团秘密开展行军中的支部生活，加强日常管理教育等。与在苏区时一样，长征中的共青团员配合有关部门执行纪律和担任警戒任务，对懈怠、松垮的人员进行教育和督促。[美]埃德加•斯诺说：“共青团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共卫生，教导红军战士遵守‘三要三不要’，并以此向人民宣传。‘三要’是：要遵守纪律，要讲清洁卫生，要讲礼貌；‘三不要’是：不要酗酒，不要吸烟，不要喝生水。”12月12日，朱德总司令在贵州黎平县飞地牙屯堡的一块油茶树地里，向中央警卫团（即政治保卫团）指战员作报告，强调指出：“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据红一军团第15师师长彭绍辉的长征日记载：（在黎平）“十二月十七日……师向各团发出指示，要求严格尊重民族习惯；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做好宣传工作。”话说1934年12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某部一个小红军随部宿营于黎平高屯少寨，因饥饿难耐而点“枞光”（即燃油松以照明）寻找红薯时不慎掉火星在易燃物上而引发火灾，烈火熊熊。火被扑灭后，为严明军纪，红军采用极端手段来贯彻执行纪律，在一坵田里处决了小红军，并以白马一匹作为请老乡安葬的酬谢。“这是以血肉之躯浇铸的信任和盟誓”，以维护红军的威严形象。红军在事后及时统计了百姓的损失，视受灾情况而给每家三至五块不等大洋的赔偿。在四川毛儿盖地区，贺子珍的弟弟、在某团当司号员的贺敏仁因违反纪律而被团部处决。贺子珍知道后，客观而冷静地了解事实，显然这是用红军的纪律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党和红军历来深怀为民之心，这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明史》曰：“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群众工作的关键是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红军大到制定民族政策，中到为民免费治病、赠送礼物、分发地主豪绅浮财、损坏赔偿、公买公卖，小到为群众挑水、扫地、劈柴、喂牲畜等。被反动宣传蒙骗的群众也容易为红军所争取，在听其言、观其行后，他们陆续返家接近和帮助红军。显见，红军严守纪律，对长征一路穿州过府是至关重要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能打败数量和装备都优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关键是人心所向。长征启示，一目了然！

                     （作者系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