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植带路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2月19日兵分几路离开黎平城。上午9时左右，党和中央红军主要领导人随军委纵队由西门离开黎平城继续长征，过成德桥，经三什江、地西等地到高场宿营，行程约45里；一部向榕江县方向警戒。红五军团于上午最后完成与红八军团的合编；军团部及主力部队于下午出西门到地西宿营，行程约20里，并留下一部在黎平城参与收容和殿后，并向贵州榕江和湖南靖县方向警戒。据《陈伯钧日记》载：“十二月十九日，阴，改编、行军——由黎平到地西，约二十里。上午全部时间均用来改编队伍，下午则继续出发到地西。是日我负责编制三十七团，编制后即到军团部工作。”

黎平地西人杨光植（也写作杨光炽，后同）生于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前常给其儿子杨庭昌、孙子杨胜魁等人讲红军是如何的严守纪律和他为红军带路的故事。地西因地处黎平城之西而得名，距县城约20里，海拔650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后，地西属黎平府的潭溪长官司管辖。1953年，设地西乡；1958年，改设地西人民公社；1984年，复置地西乡；1992年，并入德凤镇，成为地西村至今。截止2015年，全村有282户，人口1176人。

18日上午，根据野战军司令部（即红军总司令部）的先期秘密安排，受命侦察道路、民情、敌情等，担任左路部队前卫的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离开黎平城。话说当年，红军来到地西寨之前，由于接受欺骗宣传和遭到威逼，绝大多数百姓都跑到离寨子三五里远的地方藏了起来。一时间，人声鼎沸。为什么他不太怕“赤匪”呢？因为他原就对红军是好人早已有所耳闻。杨光植却只是跑到后龙山，顺着粗藤爬上一棵枝繁叶盛的古树。38岁的年纪，不费什么功夫，就把自己藏在隐蔽的树上了。红军从黎平城走约两个小时后，于中午时分来到地西。一直在树上时看时听的他，到黄昏却都没有听到猪叫声。为什么只听猪叫声而不是其它禽畜的叫声呢？因为人们“躲匪”时，家禽可挑着，牛羊可赶着，猪可就不听吆喝而多半被迫留在圈里了。显见，这进寨的“赤匪”可不是什么匪，因为他们不抢不杀不抓丁。于是，他就壮着胆子爬下树来到了寨上。一到寨中，到处都看见有红军宣传员手持喊话筒在分头进行革命宣传：“老乡们，不要怕！躲着的，请出来。我们是红军，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队伍。”“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下山回家吧！”“红军是专整国民党、替受苦穷人出气的队伍，打敌人就是为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我们不拉伕，不抢吃的。你们有东西可以卖给我们，我们一定付钱。”

此前对革命宣传的将信将疑，此刻已变成了深信不疑。他领着几个红军来到了自己家里。原来呀，这地西是个东来西往的地方，来自湖南等地的割猪睾丸的劁猪佬、不可或缺的补锅匠（旧社会民间所谓的“九佬十八匠”）、跟集转乡的货担客等，常在他家“打火”。其间，有人有意或无意地将湖南的红军闹革命等情况向他说了些。但是，他始终是将信将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通过在树上暗中的观察，加上回家后与红军的交流沟通，他慢慢接受了革命道理。

一个带手枪的首长向他提出带路要求时说：“老乡，你不要害怕，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想请你帮个忙，带我们到八里去。我们开你的工钱，还开路条给你回家，好不好？”这显然是话中有话。一般而言，群众不愿给军队带路。为什么？原来这事出有因。一是军阀军队此前留下的恶劣印象。城头变幻大王旗，倒霉永远是百姓。二是反动派恐吓在先。为使红军难于立足，反动派规定群众凡为红军带路、搜送情报、打掩护、架桥、修路、摆渡、加工大米、做翻译、当挑伕，收治红军伤病员，借东西、卖食物给红军的，甚至安葬红军烈士等都属于“通匪”“济匪”行为，将受到重罚或严惩。至于参加红军则更是要被杀头的，甚至还将株连家人、亲友。在红军撤离后，土豪劣绅们在军阀怂恿、支持下，封山堵路，听口音、看着装、问来历、悬赏格（杀一个“赤匪”赏一个大洋），到处搜查捕杀落伍的红军伤病员；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群众更是进行残酷报复。据《李坚真回忆录》载：“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除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外，还在各地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人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并到处张贴布告，扬言若有给红军带路、挑夫或卖东西给红军者，要杀全家，以离间红军和群众的关系，企图困死红军。”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

相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具有朴素革命思想的杨光植，很快便答应为红军带路，甚至提出愿意多带些路。但红军对此是有规定的，只同意他带路到八里。前后往返共两天，得银元两个。他带路从地西出发，经勇寨、高场等地来到罗里，然后沿孟彦河下到今贵州锦屏和黎平交界的八里地域宿营。此地北距地西约60里，含今锦屏启蒙镇的上八里和黎平大稼乡的下八里。当年，八里因清水江的木材水运曾一度繁华过，有一句关于它的写真：“清水江之木，撑起八里的窨子屋。”

为红军指战员健康着想，军委要求尽量不要在阴冷天气和雨天露宿野外，能睡在牛圈、猪圈堆草的楼上也是好的。为不打扰百姓，红军长征宿营一般选择在已闻风而逃的地主老财家中或商铺、公共活动场所（如庙宇、宗祠、官署、会馆）里。风餐露宿更是习以为常，在草堆旁、檐下、街上、树脚甚至田间地头等处休息。总之，可谓居无定所（屋檐草垛墙角加野外）。应该指出的是，长征中红军指战员是脱衣服睡觉的时候比节日还少。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即便是在百姓家住，为遵守纪律和不犯忌，主人在家时，也只在堂屋（厅堂）、二楼住，绝不入内房（内室、里屋）睡；主人不在家的话，就只在走廊、屋檐下等地方睡禾草地铺（打地铺）。离开时，一定会安上门板、将用作床板的散木板或打谷桶等原样放回、捆好垫睡的干稻草等，把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据[美]布热津斯基的《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载：“为了取得农民的尊敬和支持，红军战士曾奉命借用这些门板在户外露宿，不征用民房。”2002年，广西全州县88岁的刘发祥对重走长征路的[英]马普安等人说：“红军到我家时，就住在走廊上，不住家里，红军的规矩。”

红军要遵守哪些纪律？据《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载，有两首《红军纪律歌》（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7月第1版，第40至41页）。其一是这样的：“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第三没收一律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八项注意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第一早起门板要上好，免得群众心里多烦恼；第二早起都要捆禾草，室内室外脏物要打扫；第三言论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工作最重要；第四买卖价格要公道，政治影响远近都传到；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了；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立刻要办到；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倘若把这规则破坏了，红军纪律处罚绝不饶；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另一首（由王长收集于兴国）这样唱道：“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公买卖不相欺，保护小商人；行动听命令，不敢胡乱行；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个个都欢迎。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银；大便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红军走后的1935年，黎平民团威胁当地的人说，谁曾以什么形式帮助过红军的，要主动向政府讲清楚。尽管百姓没有谁会说出这些事情，但被抄家过的地主家还是有人将他给红军带路的事向政府告发了。为此，他被关押到县政府一个月，最后不了了之。他辩解说，自己是在上坡看牛时，在路上被红军拉去带路的。据推测，这应是红军在和他告别时教他这样讲的，旨在使百姓尽量不受伤害。

到解放时，有了这份红色情结，杨庭昌（生于1929年）便按父亲要求当了民兵；还当了几年的财粮委员，尽职尽责。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地西剿匪时，杨庭昌听说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时，便毫不迟疑地为解放军带路到山上找匪巢。两代人都为人民军队带过路，也可以说为中国革命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1934年12月19日至20日，杨光植为红军带路回来时，红三军团某部政治处还给他发了一张路条。一路走回来，若碰到红军，他便按照此前指战员的交待拿出路条，结果平安无事。到家后，他把路条小心翼翼地藏在房柱的某处裂缝中，因为这可是“济匪”的铁证呀！弄不好，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一晃16年过去了，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黎平地西剿匪时，他才敢去拿路条。可惜，待取出它时，因岁月和虫蛀等原因而变得纸张不完整和字迹模糊不清了。

通过截获敌军电报和派人先遣侦察等途径，虽然能使红军掌握战地情况及明确大的前进方向，但具体到现实怎么个走法那还得靠人带路。为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或使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规定凡是给红军带路的老乡，给予现洋报酬；开路条给带路老乡，以免被要求再次带路；一般只要求带路50里左右（成年人一天能往返的距离为100里左右），以免给百姓带来麻烦，因为这可是典型的“通匪”行为。银圆即银元，又称大洋、现洋、光洋、袁大头等。1个银元兑10个银钱，1个银钱（毫）兑10个铜板（毫），1个铜板（铜元）兑钱100文。

当年，红军离开杨光植家时，为感谢他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住在他家的红军将一口口径约为三四十公分的铜锅留给他家。铜锅有两个漏水的小眼，红军告诉他，先将就着用，待方便时找个补锅匠来补。直到解放后，谨小慎微的他才敢拿出来公开使用。杨光植在1961年临终时，一再告诉家人：“红军送的铜锅一定要保存好，当作永远的纪念。”1966年12月初，清华大学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京长征队串联来到黎平县，贴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大字报。据其子杨胜魁回忆，红卫兵们来到地西知道他家有一口红军送的铜锅后，说要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于是，他遂按要求交出了这口藏、用参半的铜锅。毋庸置疑，若留存至今，肯定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

此外，在“大军”（当时百姓对军队的称呼，有害怕之意）过地西的三天三晚里，杨光植家前后共有七八个红军养过伤、治过病。为了报答红军的恩情，受到革命宣传和杨光植的个人影响，地西的钟文沅、钟佩银、郭志春等群众也给红军带过路，每人得了路条和2至4块不等的现洋。经过红军的革命宣传后，回家的群众越来越多。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发动群众，红军的地方工作团等部门还组织打土豪分浮财活动，把不义之财分给贫苦百姓。如吴冬庆家得了40斤谷子和8升大米，杨光植家得了几顶帽子和一床棉被等，郑祖兴家得了三四斤猪肉。

当年，红军在地西寨前的“培元塔”墙上用红色颜料写下宣传革命道理的标语：“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长8米、宽0.8米，行书，署名“红政工”。因政府修缮和群众保护，如今尚遗塔墙一堵。

不断征战尤其是经过湘江战役后来到贵州黎平的红军指战员们，不但一身疲惫，而且可谓伤痕累累。但他们仍克服生理痛苦等多种不利条件，严格执行革命纪律和民族政策。以心换心，群众反过来积极支持红军，为红军筹粮、架桥、带路、帮助疗伤治病等。党和红军历来深怀为民之心，这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明史》曰：“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红军大到制定民族政策，中到为民免费治病、赠送礼物、分发地主豪绅浮财、损坏赔偿、公买公卖，小到为群众挑水、扫地、劈柴、喂牲畜等。被反动宣传蒙骗的群众也容易为红军所争取，在听其言、观其行后，他们陆续返家接近和帮助红军。显见，红军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长征一路穿州过府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以能打败数量和装备都优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其关键是人心所向。

长征启示，一目了然！

                  （作者系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