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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的贡献及启示

苟坝会议的贡献及启示

时间:2017-7-28 作者:张中俞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伟大转折系列会议体现出“左”降毛升的双向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它指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调整长征落脚点,更指实现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转折。这主要通过七次会议(通黎猴遵鸡扎苟)所作的正确决定来完成的,逐步批判和否定“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相继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说:“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可以看作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本文拟谈苟坝会议的贡献及启示,旨在抛砖引玉。

 

一、伟大转折的完成

1934年10月中旬,面对不断丧师失地而日趋恶化的形势,党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领8.6万余人开始长征,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本应衔枝疾走,红军却因“举国大迁移”而前行缓慢。到12月上旬,红军虽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但已减至3万多人。此后,又有强大敌军布防于湘西,张网以待惨胜如败的红军。若红军仍然按原定方针北上湘西北,无异于“坐着烂船下险滩”。两害相较取其轻,当然选择打黔军。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避开强敌、迂回绕道,借道黔东去湘西北。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城召开了长征后的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坚持的先西进贵州后经黔东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贵州腹地、到黔西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将“离开江西去湘西”改为“不去湘西去黔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坚实基础,伟大转折开始。

会后,中央红军穿州过府,顺利征战今黔东南地区,扭转了被动态势。可是,抵达瓮安猴场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重弹去湘西会师的老调。1972年,周恩来指出:“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1934年12月31日,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维持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再次转兵黔西北。所以说,它是伟大转折的前夜。1935年1月,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成功,挺进黔西北,向着预定的战略转移目的地前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决定:第一,调整战略方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指出:“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第二,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三,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四,政治局常委将适当进行再分工。第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1935年2月3日至5日,党中央和军委负责人召开鸡鸣三省会议。调整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任总政治部代主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研究了红军行动方向。

1935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决定:领导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讨论红军战略方针,“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通过由洛甫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发布《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二、苟坝会议的贡献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狗坝召开扩大会议。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狗坝。10日凌晨,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今金沙县县城)守敌的建议。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狗坝新房子(今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组)召集驻狗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和部分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他参会者则赞成林、聂的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他得到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命令,11日晨下达。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周恩来住处要求晚一点下达,以便从长计议。他先说服周恩来,两人又一起说服朱德,继而在次日的会上说服其他参会者。平心而论,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久攻不下可能给敌军留下增援时间,甚至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事实证明,毛泽东再度力挽狂澜,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损失。

为进一步削弱“三人团”专权,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的长征中,军委若所有事都向政治局报告,召集众人讨论来讨论去,恐待决议通过时已错失良机。作战方针尚可,一般的作战时间、地点则大可不必。毛泽东觉得事无巨细、不分轻重缓急地搞集体讨论,戎马倥偬,机会稍纵即逝,建议成立少数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作决定。于是,苟坝会议又讨论最高军事领导问题。有鉴于此,张闻天在3月12日提议组成新“三人团”。“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毛泽东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三人团”的成立,是继改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调整常委分工、成立前敌司令部之后,进一步落实遵义会议关于军事领导变更的决定,解决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1935年3月4日,军委在遵义鸭溪设立前敌司令部(临时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新“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实质性巩固,为实现他谋划的把滇军调出来、西出云南渡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组织基础,有利于红军摆脱围追堵截。

1934年到1938年,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其意见被部分采纳(通道会议)→其主张成为中央政治局决议内容(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鸡鸣三省会议)→任前敌司令部政委(遵义鸭溪)→进入新“三人团”(苟坝会议)→常委分工负责军事(沙窝常委会)→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俄界会议)→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西甘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年12月7日)→任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川会议)→实际确立领导地位(中共六届六中批准了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

 

、苟坝会议的启示

    1.民主团结

首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在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二十来人举手赞成去进攻打鼓新场。尽管毛泽东根据情报和自己的经验,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但没用,还得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其次,毛泽东虽不是党中央最高领导,却能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伟大转折系列会议上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注重倾听不同声音,善待不同意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意见也有了充分发表的机会,民主集中的原则被赋予实事求是的内涵。不言而喻,若不坚持党的民主团结,毛泽东就很难在苟坝会议上进入军事领导核心。再次,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在个别酝酿基础上开展民主讨论,有利于取长补短和统一思想,为顺利形成正确意见、作出科学决策而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一言堂”的领导作风。试想,若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听不进毛泽东的意见,结果会是怎样?可当今,仍有极少数领导喜欢个人说了算,不听别人讲话(或讲完),更容不得不同声音;独断专行,工作作风不民主,有违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屑于集思广益,造成决策失误。

2.实事求是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说:“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1942年,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第五次反“围剿”把中央苏区反丢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征战之初,红军“夺路西进”,遭受重创。《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左”倾领导者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得直面现实:先改变行军路线,跳出包围圈;后调整战略方针,设法保存革命力量;再相机更换中央高层领导人,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等。抱着旧衣钵不放,无异于演绎现代版的守株待兔。

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对敌情、我情进行了分析:首先,虽然打鼓新场只驻有黔军6个团,战斗力或许不太强,但此地建有城墙、碉堡,黔军可以固守待援。其次,各路国民党军已向遵义、鸭溪地域压来,红军将有被合围的危险。西南方,滇军从黔西到打鼓新场只有一天行程;西北方,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只要大半天急行军就可赶到侧击红军后背;东方,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只需大半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攻击红军左侧背;东北方,川军3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两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投入战斗。可见,若不能速战速决,红军必将被打鼓新场的黔军拖住,最终或许会被包围而遭受重创。

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前途而不顾个人境遇,实事求是地主张,从而赢得理解和支持。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和提出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而不是简单地顺从大部分指战员想在遵义战役后再打一个大胜仗的愿望。若离开实事求是,敢想敢说只会陷于想入非非、瞎说一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要弘扬实事求是精神,牢记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努力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历史证明,只有忠于事实,才能拥有真理;只有忠于真理,才能减少波折。

3.坚持真理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习近平于2016年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多次召开会议,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前期主要是反对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通黎猴遵鸡扎苟),后期主要是反对以张国焘为首的右倾分裂主义(两芦沙毛巴俄罗)。

在苟坝会议上,因为有了毛泽东的反对、说服和周恩来等人的勇于担当,才避免了红军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显见,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在尊重多数人观点的同时,也要注意听取少数人乃至个别人的意见。一般来说,服从多数与坚持真理是一致的,但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都正确,有时真理甚至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说:“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当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否定后,他坚持真理,在晚上提着马灯,走崎岖小道,找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周恩来开诚布公地交谈,终于形成共识。然后,两人又一起说服了前敌司令员朱德和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第二天,在会上大家最终一致同意他们的意见,为作出正确决定打下了良好基础。

4.勇于担当

在苟坝会议上,大部分党和红军领导人以真理为准绳,勇于担当。周恩来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可谓大权在握,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除形势所迫外,一定是具有勇于担当的品格。他于1956年说:“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正是由于他勇于担当,苟坝会议才会出现难得的“多数服从少数”。在此前的通道、黎平、猴场、遵义、鸡鸣三省、扎西等会议上,他也是厥功至伟,勇于担当并修正错误,开展自我批评。据刘英的《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载:“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闻天总是支持毛主席。”对长征的连连失利,“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泽东总是提出新战略建议,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勇于担当的品格。苟坝会议上,他在被表决掉前敌司令部政委后,不惧人前冷语,不顾会后丢官,仍心系红军,为革命前途而殚精竭虑。他认真分析利弊得失,先后说服周恩来、朱德。后周恩来提议召开会议,其他与会者在认识到问题严重后,及时纠正错误,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显见,他们虽然会上有分歧,但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着想,体现了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勇于担当的崇高品质。

毋庸置疑,越是处于逆境,作为一个领导人就越要冷静地直面困难和勇于担当。这要求有信念、讲原则、比付出,有时甚至还需拼智慧。要修正上级作出的错误决策,谈何容易;而自己出现偏差犯错误,要坚持真理并修正之,更非易事。苟坝会议弘扬了以理服人而非以权压人的美德,集中体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简言之,它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既调整了党内最高领导分工,又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毋需赘言,苟坝会议是继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因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核心而载入史册,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在党史、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第一天的会上,为充分表明自己意志的决定,他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进行抗争(可惜还是说服不了大家),为了大局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是为讲原则。虽然极力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最后在表决时,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是为守规矩。他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前想后,觉得如果不向掌握军权的周恩来、朱德等人进一步陈述形势的险恶和提供一些或许在众人参加的会上不便说出的情况和想法,争取改变错误的决定(这可能会招致革命事业的重大挫折),这让他心绪难平、夜不能寐,他一定要力证决定错误和力主改变决定,这才会有“夜提马灯为真理”的史实发生,是为勇担当;综观会议全程,会上服从中央政治局决定但保留个人意见,会后力陈己见以改变错误的决定,又接受推荐进入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核心,完全不计较个人的进退荣辱,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为讲政治。

韶华易逝,白驹过隙。82年过去,苟坝会议的精神遗产仍在惠及后人,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弥足珍贵。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6年的光辉历程,民主集中制在革命事业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苟坝会议除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本原则外,还用铁的事实诠释了“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毛泽东于1959年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们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尊重不同的真知灼见,才能使民主集中制这棵党建生命之树常青。

概而言之,我们研究苟坝会议的贡献及启示,就是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主团结、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精神。当下,我们应对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讲原则、守规矩、勇担当、讲政治,奋力为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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