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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长征入黔始于桂

决定长征入黔始于桂

时间:2017-8-23 作者:张中俞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湘江战役后,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人,已由失去信任到愤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城步、绥宁、会同、武冈、靖县(1913前和1987年后称靖州)、洪江等地设防,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有鉴于此,党和红军领导人于1934年12月上旬在广西省(1958年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简称桂)全县、兴安、龙胜等县境内连续开会,就为什么受挫、怎么去湘西(本文与“湘西北”同)、去不去湘西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决定红军长征入黔,借道黔东(泛指贵州省东部地区,后同)去湘西,改变了长征结果和中国革命前途。

1934年11月中旬,党和红军领导人就是否在湘南落脚和建立苏区等进行争论。毛泽东在1945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据陈云写于1935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

1934年11月25日至26日,红一军团主力进入广西灌阳文市,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红五军团第13师进入灌阳文市以南地域。27日,中革军委负责人就是否与国民党军决战等问题展开争论。决定红军不与强敌决战,渡过湘江后即按红六军团旧道迅速进入湖南。1934年9月2日,红六军团进入广西;4日,在界首附近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大埠头;9日,北入湖南城步。据李德的《中国纪事》载:“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县城时,发现周已走到我们的前面了。……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同周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建议,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

一、西延会议

血战湘江后的中央红军,虽人数大减、伤病满营,但有信念支撑、败而不溃的指战员们在寻找出路,计划往西翻过越城岭(又名老山界、瑶山)入湘,因不能直接从西延北上了。1935年,划兴安县越城区的浔源、车田两乡以及全县西延区建立资源县,县治大埠头,下辖资源、中峰、两水、车田等乡镇。

1934年12月1日,惊魂甫定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来不及休整便翻越三千界,到达西延地域宿营。2日,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宿营于渡过湘江后军委指定的红军集结中心——油榨坪(今资源中峰镇所在地,中峰下辖枫木、官田、车田湾等村)。红军原计划在此休整一两天,以便集结力量,从西延北出城步,再按原定计划向湘西转移。因为从西延大埠头到与城步交界的湘桂边界相距仅120里左右,是入湘的最短线路。可没等红军喘口气,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早在11月13日,蒋介石便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以湘军充当“剿匪”主力;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总司令部,将追剿军分为五路,刘建绪、薛岳(“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分任五路军司令。12月初,已连输四局的蒋介石在湘桂边境部署了防线,亡共之心不死。为此,何键将追剿军改编为两大兵团:任命刘建绪为追剿军第一兵团司令长官,下辖第一(陶广)、第四(李云杰)、第五(李抱冰)路;任命薛岳为追剿军第二兵团司令长官,下辖第二(吴奇伟)、第三(周浑元)路。他命令14个师又一个支队,分别向新宁、城步、武冈一带集结,构筑防线,企图在湘桂边截击北上红军。薛岳率中央军由黄沙河(今全州黄沙河镇)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前进。白崇禧任命第15军军长夏威为第一追击队指挥官、第7军军长廖磊为第二追击队指挥官,分别率桂军向西延、龙胜等地扑来,衔尾急追红军。右翼的红一军团警卫部队已在资源县城东大帽岭阻击桂军,形势险恶。

英雄所见略同,国军也早预料红军将入黔。当党和红军领导人尚在争论何去何从时,蒋介石已于12月初向薛岳发令,认为红军将“西窜”黔川:“追击匪部切勿稍存怀疑友军不力之心,只要我尽职责可也。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入黔为要。”早在1934年11月中旬,何键即在衡阳指出:“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据《追剿赣匪之役陆军第十五师战斗详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十二月八日)载:“赣匪尔后行动之推则:1.入黔以后,嗾使贺、肖两匪,极力扰犯湘西,牵制我军西向,并乘我军跟追不及,窜踞黔西,从容整理休养。2.继续窜踞四川西南地区,经营新巢穴,以与贺、肖、徐匪,形成犄角,为赤化全川之初步。”11月,桂系将领在南宁召开会议。“白崇禧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天府之国’。他认为,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个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第二个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个可能性最小……”[桂林地委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3页。]

12月2日至3日,为避免血战湘江的情景再现,党和红军领导人在西延召开会议,主要就为什么受挫、怎么去湘西(即是否从西延北出湖南城步)等问题进行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第一,即刻放弃西延休整,启程向湖南进发。第二,立即改变行军线路,不从西延北出城步,向西经越城岭分路北上湖南:一路从兴安华江千家寺出发到龙胜江底乡;二路经雷公岩翻越百步陡到达兴安塘洞村(今属资源两水);三路翻越梯子岭、猴子坳、雷公田到塘洞,与二路部队会合。3日16时,朱德签署《我野战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的部署》:“甲、全敌约一师,今日进占大埠头。全桂之敌,昨占界首,……刘薛两敌主力则将经新宁到武岗、城步、绥宁堵我前进。乙、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其任务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并钳制企图向我翼侧截击的湘桂之敌。我前进道路采取北经小李、西山岭、社水、皮水隘向龙胜以北,南经枫木山、广塘、千家寺、中洞向龙胜及中间由枫木山经塘坊边、两渡桥西进的诸道路。”

3日傍晚,红军征衣的血迹还未洗尽,便突然从油榨坪调头南下,来到兴安县漓源区华江一带,改从此地离开杀声遍野的广西,翻过越城岭入湘。据李德的《中国纪事》载:“中央红军按照计划继续向西前进,然而在战术上有了一个很小的但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央红军避开广西的区域而采取了一条大致向上的、朝着湘黔交界方向的路线。”莫文骅回忆说:“敌人已于12月2日、3日占领了界首、资源一线,全州的敌人也紧追上来,将红军紧紧缠住。另外,蒋介石也急调湘军向新宁、城步、武冈一带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于湘桂边境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势下,我军决定尽快脱离敌人,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莫文骅著《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249页。]显见,因敌衔尾急追而决定翻过越城岭,首次改变了原定的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线路,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的与敌硬拼,使敌军在城步、新宁一线堵击红军的阴谋破产,有利于保存中国革命力量。1950年5月,全州县兴田、福里、下界首划归兴安,与原兴安上界首合为兴安县界首镇。

康克清回忆说:“这里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敌军被甩在后面,敌机难以侦察,可以稍事休息。一个多月的紧张奔波,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康克清著《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128页。]据郭德琳回忆:“已是3点多,到老山界还有近50里。……原来,部队不能前进的原因,在于中央红军在强渡湘江作战中,伤亡重大,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是继续前往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这个意图早被敌人看清。敌军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早已集结重兵在黔阳、洪江地区布好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而后面又有数倍于我的追兵。在此紧要关头,中央召开了临时会议,讨论当时的行动方针。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根据目前敌我军事形势的变化情况,应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和原定在湘西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在川黔边境一带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这一正确方针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却遭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博古、李德等人的反对。他们不着眼于已发生了变化的军事形势,机械地坚持按既定的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错误计划。临时会议从上午开到后半夜,仍不能统一认识。毛主席等同志经过苦口婆心地一再阐明存亡的重大关系之后,拍着桌子断然表示:‘绝不向敌人布的口袋里钻,要救红军的坚决上山,进贵州!’周恩来总政委也气愤地说:‘对!上山!走!’其他同志也跟着说:‘上山!走!’再也不听任错误路线的瞎指挥。至此,朱德总司令叫3个司号长吹起前进号,向老山界前进,使红军摆脱了极其危险的绝境。这次临时会议的重大内容,以后在占领贵州黎平后,在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予以肯定。毛主席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拯救了红军,引导红军走向胜利!”[郭德琳著《漫漫长征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60-61页。]

二、兴安会议

1934年12月4日,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塘坊边(今兴安华江乡同仁村塘坊边)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怎么去湘西、如何轻装翻过越城岭以入湘等问题。最后决定:暂定前往通道以南地区,以待机行动,将根据敌情变化而调整战略方针;压缩辎重部队,以适应转移需要。16时半,军委发布《关于我军向通道以南西进致各军团、纵队电》,指出:“敌十六师占领大埠头后,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通道向我截击和堵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将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显见,“通道以南”也非战略目标,向此运动仅为择机而动。

同日,为轻装行动,军委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师、团的卫生队各缩小一半(即团30人、师90人);取消兵站;军团医院:l、3军团缩编为2个所,5军团为1个所;l、3、5军团后方部内只应有教导队、军团医院和供给部附运输队,8、9军团取消后方部保留师后方机关;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编余人员补充到作战部队;抛弃、毁灭不必要的担子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73页。]据《陈伯钧日记》载:“十二月三日……准备部队的改编及充实”。[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1页。]据李维汉回忆:“过湘江时,已把笨重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装多了,主动多了。”据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载:翻老山界前,红军“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

12月5日,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被视为畏途的老山界,抵达塘洞。6日,中央红军分路翻越老山界,迳向龙胜县江底、马堤地域前进。老山界比起后来翻越的高山,是小巫见大巫,可长征亲历者却为何对它刻骨铭心?据陆定一的《老山界》载:“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但是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刘统整理注释《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其时,刚经历湘江血战,自然障碍造成的困难被无形放大了许多。为此,叶剑英写道:“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

三、龙胜会议

1934年12月8日至10日期间,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广西龙胜县境举行会议,主要围绕是否从绥宁、城步之间北上甚至改变原定战略方针等问题争论(即怎么去、去不去湘西)。12月8日,军委第一纵队长征来到今广西龙胜县马堤乡坳头村宿营。通过军委总部第二局第一科侦听、破译的敌军电报获知:有四五倍(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时所说)于红军的国军布防于城步、绥宁、会同、武冈、靖县等地域,宛如一张大网,红军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毋庸置疑,在越城岭山区蹒跚而行的红军,若仍坚持北上,会师计划或将永成泡影,无异于坐着烂船下险滩。如果非要进行一场兵力悬殊的对战,充其量增加烈士,或会全军折戟沉沙。主观能动性的良好发挥虽可激励斗志,但不是单靠英勇就可轻易弥补武器装备之不足的。返回江西不可能,南下广西也不成,前往湘西投罗网,上天入地更不行。何去何从?事关重大。是硬闯国民党军的第五道封锁线?还是避强击弱另走他途?面对生死抉择,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分歧日渐公开化。红军能顺利征战,得益于情报准确。中央红军“破译三杰”是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李作鹏回忆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评价军委二局“胜过一个军团的作用”。徐向前曾说:“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摘自2001年11月12日《解放军报》。]

经激烈争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西入贵州、再行北上的主张,否定了李德的从追敌后面北上湘西的意见,决定借道黔东去湘西。事实上,这开始了长征转兵黔西北的进程。据李德的《中国纪事》载:“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议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飞行会议”指会议开得紧张、短暂、高效,类似上海青年学生搞的“飞行集会”。

桂林党史办等写的《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认为“飞行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在通道县境”。下列军委电文对红军入黔的部署,可证明李德讲的“飞行会议”是在广西(龙胜马堤东寨、坳头至平等龙坪地域)而不是在湖南(绥宁芙蓉)境内召开的。12月8日21时,军委发布《我野战军继续西进及九日行动部署》,指出:“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冈、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并拟追我入黔”“我野战军明九日继续西进。”[桂林地委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40页。]这是红军有入黔意图的首次明确反应。无独有偶,桂军第7军19师师长周祖晃于9日向总部报告:“据匪俘供,……匪军西窜之目的地系贵州”。[胡羽高著《共匪西窜记》,台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12日,第四集团军行营通报说:“据拉去逃回之土人称,匪确由通道入黔之企图。”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央红军长征早有入黔计划。9日20时,《朱德关于我军十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纵队电》,其中要求:“三军团主力应进至白岩、平寨、石村地域,一部扼守从林、孟坳两隘口,阻止廖部北进。其先头师或团应进至陇城,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通黎平道路侦察、警戒,其侦察部队应相机占领长安堡,并另以一部扼守甘溪堂隘口,向龙胜方向警戒。”[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67页。]10日23时,《朱德关于各军团、纵队十一日西进的部署》中决定“我军明十一号继续西进”,并就红一、红三军团入黔作了部署:“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应占通道及其东南与以南的地域,向绥宁、靖县两方派出侦察部队,向城步来路派出警戒;其先头侦察部队(应)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的道路。……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长安堡、陇城地域,向林溪、龙胜两方警戒,其先遣部队应前出至团头所、头所地域,侦察通播阳所及黎平的道路。”显见,这是军委就中央红军长征入黔所作的首个部署。毋庸置疑,红军长征早在广西龙胜境内即已计划入黔(黎平),而不是到通道才决定不再北上湘西的。赖大超回忆道:“由湘入桂更寒冷,艰难险阻倍从前。人去屋空给养缺,敌众我寡战犹酣。桂敌狡猾尚能打,配合蒋何图围歼。主席指示英明甚,避实就虚改攻黔。”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到达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开始受到排挤。在长征中虽是个“漂流”的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仍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命运。在长征前患上疟疾,经“红色华佗”、苏维埃中央国家医院院长傅连暲抢救才脱险,一路上主要坐担架行军。当时,同行坐担架的还有王稼祥、聂荣臻等人,他们深感“左”倾军事指挥恶果之严重。翻老山界后,毛泽东即向军委领导建议不再北上湘西,改向贵州进军,在那里争取让疲惫的红军稍事休整。

1934年12月5日,红一、红九军团从广西兴安车田进入湖南城步汀坪。8日,红九军团经过绥宁,红一军团大部则转入龙胜。10日,军委纵队到达龙坪、广南(今龙胜县平等镇龙坪村、广南村),即将进入湖南绥宁县。左翼红三军团,右翼红一、红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通道东南及以南和长安堡(今马龙乡长安堡村)地域。11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广西龙胜和湖南城步进入当时的绥宁县南部地区。1951年,绥宁县的石岩、蓉江、半里3个乡划归通道县。1957年,绥宁县的溪口、龙塘两乡及乐安铺乡的杉木桥、联团等划归通道县。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今湖南通道县召开会议,因意见相左,仍决定“走新路去老地方”——中央红军将步红六军团后尘,继续借道黔东去湘西。此乃避开强敌、脱离险境、迂回绕道行军的权宜之计,长征落脚点并未改变。

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湖南向贵州黎平前进。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召开会议,否定了借道黔东去湘西的意见,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过贵州腹地,到黔西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之主张,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

综结言之,毛泽东等人在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后更加坚决地反对“左”倾错误领导,决定中央红军长征入黔是血战湘江后党和红军领导人多次在桂湘境内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和调整的结果。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作者系民建会员,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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